◎龔伯勛

打箭爐（康定），夾在三山二水中的一座只有六里三分地的小小山城。1934年11月之前（也就是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僅有城民1860戶，15700余人。

甭看它小，歷史上可是大大有名，故事不少。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它曾與上海、武漢并稱為中國的三大商埠。

何以如此？因為這里是出入川藏的咽喉，重要的邊貿(mào)中心。遠銷至尼泊爾等地的“邊茶”，都要在這里轉(zhuǎn)口，清乾隆年間曾達千萬斤以上。關(guān)外的金砂、蟲草和貝母等土特產(chǎn)都要在這里集散。顯然他是中國西南方向的對外貿(mào)易的重要口岸和各種物資的集散中心。一度絲綢、茶葉和各種土特產(chǎn)品堆滿街市。

記得五十年代早期，有的商人在鍋莊住房的木板墻上挖有不大的方孔，買主從小孔中先丟進三五十個大洋，就可伸手進去在一個小盤子中摸個“瓦斯針”“羅馬”“海上霸王”之類的手表，摸到什么全憑運氣；甚至在這里還可選購來自印度加爾各達的呢子、藏片、疙瘩綢等。

1959年后，我們一家便住進了當年藏商們住過的房屋中，直至改建。每當推開紙糊的小花格大窗，“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就會映入眼簾。

在不同的時代，小城生出不同的故事。“兒話”、“禪說”、調(diào)侃，信口開河，毫無遮攔，那些故事世俗味都很濃。

爐城有些人的思想十分保守、封閉，對一些“新事物”總是看不慣，譬如那位姓張的女同志，追求時尚，煬個“暴花頭”，穿條喇叭褲，渾身藍色，雖非濃妝艷抹、分外妖嬈，也還算打扮得體，就說人家是“妖精”。

至于那“假洋猴”，其實就是個流落爐城街頭、在離中橋不遠的地方做點配鑰匙換鎖之類小買賣的尼泊爾人。爐城人以往戲稱西洋人為“洋猴”，因這個尼泊爾人不是西洋人，便戲稱他為“假洋猴”。

在六七十年代，有些爐城人對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心中也很不了然，于是又有了一些“說法”。什么“八年修了個停電站”之類，就時不時在街頭聽到。為何對停電那么不滿？因為康定人本已告別了煙薰火燎的日子，日常生活已經(jīng)離不開電爐，為解決爐城人的用電問題，政府花不少的錢在順東關(guān)而下的爐河上的龍洞溝地方修了個水電站，可不知為什么這個電站總是不爭氣，輸?shù)匠抢锏碾姡思覒舻碾姛糁灰姷揭稽c紅絲，還沒有火柴亮，而且還時不時的停，更不用說燒紅電爐了。于是“八年修了個停電站”便在爐城人的口中憤憤而出。

東大街新華書店下邊一點，有家茶館，一些閑來無事的爐城人，愛到這里泡杯花茶聽評書藝人蘭文品“說書”。一會，只聽驚堂木一響，什么武松打虎、“楊家將”和“說岳全傳”之類的老“龍門陣”就從高坐在上端桌子上的“蘭老師”嘴里脫口而出。他不光說老故事，也講諸如當年修筑康藏公路時，那些戰(zhàn)斗在懸崖峭壁的工人們的感人事跡和一些國家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務(wù)的新故事，所以一些年青人就戲說：走，我們快去聽“蘭部長”作報告！

爐城周邊的山坡上，生長一種野生灌木，結(jié)的堅果有類似花生仁的口感，俗稱“坐打嘎”。小伙伴中的“大嘴三哥”，算是當年的街頭“名人”，每當這種野果子成熟的時候，他總要在公主橋頭，摘下帽子，買上壘尖尖一帽碗兒，高高舉起，沿街請人隨便品嘗，盡顯爐城人的“豪氣”與大方。

抗日戰(zhàn)爭時期，重慶、成都等不少城市都慘遭日本鬼子狂轟難炸，康定地處偏遠的大山，相對安全，加之又是當時劉文輝主政的西康省的省會，一些文人雅士、社會名流便來到這里。不僅張大千、吳作人、孫明經(jīng)、莊學(xué)本等在這里留下足跡和作品，連于佑任先生也在二道橋留下“與點樓”這樣的墨寶。相傳，越南領(lǐng)袖阮愛國（胡志明）也是經(jīng)這里回國的。還有法國駐滇總領(lǐng)事方蘇雅、英國著名植物學(xué)家亨利·威爾遜、法國詩人謝閣蘭、美國《國家地理》雜志記者約瑟夫·洛克以及法國著名東方學(xué)家、漢學(xué)家和藏學(xué)家大衛(wèi)·尼爾等都曾在小城落過腳。

城南兩座喇嘛寺內(nèi)的喇嘛們在“跳神”，城北關(guān)帝廟的舞臺上著名的舞蹈家戴愛蓮在揮舞長袖；草壩頭藏族姑娘們在“打箍箍卦”，街巷中女娃子些在跳皮筋舞，各自做自個的游戲。各民族的多種文化在這小城交融碰撞，碰發(fā)出幾多亮麗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