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昌平

       康定，古稱“打箭爐”。地處青藏高原東南沿的橫斷山脈之間，是內地出入藏區(qū)的門戶。

     “打箭爐”一名，實為藏語“達折多”的變稱。當初康定這一方土地還是一片荒蕪之地時，途經這里的藏族同胞見這里地處三山相擁之間，兩水匯流之畔，便以地型稱之為“達折多”，意為二水相匯之地。不想這藏語到了漢族同胞的口中，競成了“打煎爐”，當然這一名字還是說得過去，因為這里是進出藏區(qū)的要道，往往走到這里都要停下休息，架鍋熬茶用攴，當?shù)厝朔Q這種行旅途中的用攴為“打煎”，所以稱之為“打煎爐”也還達意，于是這名字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明朝時期的公文之中，這大約是這一名字的最早記載了。

       好久這一名字成了“打箭爐”，真還劃不出一個具體的時間界線，大概是滿清時期吧，關鍵是隨著這一名字的修定，還衍生出了一個諸葛亮南征、派部將郭達來到此地設爐造箭的傳說，于是進一步將“打箭爐”之名坐實。雍正7年（1729年），天全地方改土歸流，設州，隸雅州，雅州改府，設知府，魚通隸之。新設“打箭爐廳”于爐城。如此“打箭爐”一名就正式成為了這方土地的官號而進入建制。這一用就是將近200年的時間，直到光緒34年（1908年），朝廷設安康道于巴塘，改“打箭爐廳”為“康定府”，府設同知，隸安康道。此時，這方土地才開始稱為“康定”，而此時的康定還是設于巴塘的安康道的管轄之下。

      不論這方土地的名字在歷史的進程中如何變化，也不論這方土地在什么時候屬于誰的管轄，因其固有的地理位置，這方土地就一直是出入藏區(qū)的咽喉，民族遷徙的通道，藏漢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享譽世界的茶馬互市的重鎮(zhèn)。尤其是瀘定鐵索橋建成之后，打通了東西交往的瓶頸，康定的位置越發(fā)突顯，成為了內地和藏區(qū)交易的最大市場，來自漢地的商人將內地的茶葉、絲綢、日雜、百貨帶到了這里，同來自藏區(qū)各地商人帶來的馬匹、藥材、皮毛、礦石進行交易，其交易量一度進入全國的前列。據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國民政府的統(tǒng)計，康定曾是當時僅次于上海，武漢的第三大商埠，從康定交易出去的貨物，向東達到了北京、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向西達到了拉薩、日喀則、加爾各答等地，從事商業(yè)的鍋莊達到了48家之多。

      商業(yè)的興起，不僅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也促進了宗教和文化的交融，特別是1939年國民政府在此設立了西康省之后，康定成為了西康省的省會，這座高原小城頓時熱鬧非凡，各色人等南來北往，東進西出，把各自的文化都帶到了這里，在這里展示，在這里交流，在這里共存。

      據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西康省的統(tǒng)計，康定城，這個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盤上，就建有各種寺廟道觀40多座，不僅藏傳佛教五大教派寺廟都有，而且還有漢地的關公廟、龍王廟、觀音閣、娘娘廟；不僅有儒教的圣喻廟，還有道家的天和殿；不僅有中國的寺廟，也有西方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可謂各方雜存，各展風彩。

      康定城的街頭一時間五彩繽紛：赤膀皮袍的牧民趕著牦牛剛剛過去，青布長衫，頭頂瓜皮帽的陜西商人又搖擺而來；身背背夾、手持丁字拐的是剛到康定鍋莊交了茶的雅安背夫；背背木桶、從水井子打水而來的是鍋莊中的娃子；高鼻黃發(fā)的是天主教真元堂的牧師；手持佛珠、身披茄薩的是藏傳佛教安覺寺的喇嘛；沿街擺攤的是川北幫的小販；出入鍋莊的是西藏來的馬幫；小小的一個康定城人來人往，矣肩擦背，茶樓酒肆，煙館妓院，無所不有。

      有一天康定城中不知什么人從漢地帶來了一個曲子，曲調簡單，朗朗上口，而且可以即興填詞，即興演唱。于是這一個簡單的曲子就慢慢地在群眾中開始流傳開來。誰也沒有介意這是一個什么曲子，誰也說不清這是從哪里而來，就因為這個曲子中總要唱“溜溜”兩個字，有愛管事的人就為此曲定了個名，稱之為“溜溜調”?！傲锪镎{”在康定群眾的口口相傳中不知不覺間留了下來，從城區(qū)唱到了四鄉(xiāng)八鄰，從漢族唱到了藏族，從私下小聲唱，到田間地頭大聲唱。一首民間小調就在這悄無聲息的歲月中發(fā)生著變異，變得好象一開始它就是康定的了，康定人唱溜溜調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一件事，誰唱都不覺得奇怪，誰唱不來才讓人驚奇，于是康定人張口就可以來上一段，見山唱山，見水唱水，談情說愛無所不唱。

       什么時候，到今天也沒有人能說出一個具體的時間，康定城中又一首新的“溜溜調”在傳唱了，那歌詞就是街頭巷尾的大白話，好象康定人之間的“龍門陣”，誰都講得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