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4月13日
該作品繼承了元朝時期盛行的 “尼瓦爾唐卡畫風”之經(jīng)典構圖,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調(diào)整?!澳嵬郀枴碑嬶L也稱作“噶當巴”唐卡畫風,也有專家認為其后期本土化后,應稱作“希吳岡畫風”。這種畫風由尼泊爾畫家阿尼哥等帶入西藏,并在當時深受薩迦派重用。八思巴把阿尼哥帶到帶到了元大都(北京),并積極影響了此后漢地佛教寺塔、繪畫及雕塑等。
■劉忠俊 文/圖
工筆畫作品《大元帝師八思巴》是我在2012年創(chuàng)作的,該作品表現(xiàn)了歷史上西藏高僧八思巴的英偉形象和他的傳奇經(jīng)歷。作品畫心寬約105厘米,高約152厘米,八尺云龍紙裁小使用。材料包括:礦物顏料、植物顏料、水彩顏料和丙烯顏料等。賦色方面使用礦物顏料在生紙上皴擦出滄桑的斑駁美感。用深淺冷暖來讓八思巴坐像和“六盤山相聚”在畫面上顯現(xiàn)出來,而其他內(nèi)容則逐漸隱藏于漫漶的背景里面。畫面正中身著華美僧衣者就是薩迦五祖之八思巴,他有著昆氏家族的尊貴容貌、有著薩迦法王教主的莊嚴神態(tài);他雙手結轉法輪印于胸前,跏趺坐于金剛法座之上,法臺正中的海螺正是薩迦派圣物。昆氏家族世代以“三怙主”(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和金剛手菩薩)化身而傳承教法至今,故教派寺院圍墻涂有象征“三怙主”的紅、白、藍三色,故又稱“花教”;所以在畫面頂上主尊的位置分別是觀音、文殊、金剛手三位菩薩。
從“三怙主”往兩邊發(fā)展,分別是早期“薩迦五祖”中的前“四祖”:初祖貢噶寧布(1092--1158年);二祖索南孜摩(1142--1182年),三祖扎巴堅贊(1147--1216年),四祖貢噶堅贊(1180--1251年),即“薩迦班智達”。而薩迦第五祖就是畫面正中的八思巴(1235--1280年)。根據(jù)藏文史料,薩迦五祖中的前三祖稱為“白衣三祖”,因為他們都沒有正式出家受比丘戒,而是身著俗衣以居士身份自居;后二祖稱為“紅衣二祖”,因為他倆正式出家為僧,受過比丘戒,身著紅色袈裟。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軍隊到達六盤山一帶,請八思巴到軍營一敘,雖然有的史書記載之前八思巴就與忽必烈見過面,但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薩迦教主身份正式會見忽必烈。畫面的下方表現(xiàn)的就是“六盤山相會”的歷史場景。畫面右邊是八思巴一行列隊迎接的場面。中間著紅色吐蕃服裝者即是八思巴,他手捧哈達、神情莊嚴的給忽必烈獻上哈達,紅色吐蕃衣服暗示他當時還未受比丘戒的“紅衣”身份;在他身后哈達搭肩、雙手合十者為其弟恰那多吉,藏青色衣服暗示他的俗人身份;隊列后面是兩位服侍教主的僧侶,他們頭戴吐蕃氈帽、牽馬負笈等候在一旁。左邊是蒙古王族的儀仗隊列,為首便是身著白色裘衣的忽必烈。其后是三個侍女簇擁著的察必王妃,第一位侍女扶著代表皇族的華蓋,而淡青色華蓋說明:忽必烈當時尚未繼承蒙古大汗位。察必王妃和侍女皆穿著紅色的蒙古弘吉剌部落服裝,所不同的是王妃服飾比侍女服飾更顯尊貴和優(yōu)雅;隊伍的最后是一位穿著青衣、佩戴短刀的蒙古侍衛(wèi)。整個蒙古王族隊列面對將來的帝師八思巴,大家都謙遜、虔誠、靜穆地雙手合十致意。忽必烈、察必王妃以及八思巴的形象是根據(jù)古代繪畫作品和文字描述而創(chuàng)作的,服飾、用具、民風民俗也都經(jīng)過仔細的研究考證。畫面兩邊是用“八思巴文”的字母組成的紀念柱,彰顯八思巴創(chuàng)立“蒙古新字”的功勛。受忽必烈指派,八思巴借鑒藏文拼讀方式創(chuàng)制出由41個字母構成的一種新文字,其語音拼讀均按蒙語,又稱“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獻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極為高興,并於1268年下詔,凡是詔書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須使用蒙古新字,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這種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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