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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憶康定

甘孜日報    2018年12月10日

       ◎喇布格濤·央金

      80后作為劃時代的稱呼和第一代獨生子女,不僅躲過戰(zhàn)爭,逃過大難,偏偏還在改革開放之初呱呱墜地,在那個沒有互聯網,沒有智能手機,有的只是彈弓、鐵環(huán)、木頭玩具和人與人之間交往相近的年代,留下了太多找不回的記憶。

      消失的毛紡廠

    “康定毛紡廠”草體大字至今仍殘存屹立,猶如一道城門任憑風雨摧殘,曾經如火如荼的生產線,就像一張卡片,翻過了就只能留下回憶。80年代的毛紡廠,擁有職工幼兒園、職工宿舍、職工食堂、職工接送車等配套設施。而我剛好趕在我家搬進新建的職工宿舍后不久出生,讓人印象深刻的是80年代末這棟職工宿舍就有獨立衛(wèi)生間和自來水,這個小家僅靠一張人造皮沙發(fā)和自制電焊的鐵皮電爐,就能撐起整間房的配套家具。那個時候我的營養(yǎng)基本依靠蛋卷罐頭或水果罐頭,即使是這樣的生活條件,80年代末獨有的單元樓房,同事領里間仍然以串門走訪擺“龍門陣”或相互交換飯菜拉近,近到有的時候晚飯吃著吃著就變成了“大鍋飯”。五層高的小樓里不是大門緊閉模式,頑皮的孩童們連樓道間的墻壁上都留有大大小小的足跡。

      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股改革潮,毛紡廠由于管理落后等諸多原因一直效率低下,作為國有企業(yè)面臨改革開放后帶來的一系列沖擊,因此我的父母沒能躲過第一輪下崗潮,從那以后毛紡廠便也不復存在了。

      離開毛紡廠后,我們家變成了“搬家專業(yè)戶”,印象中在并不大的康定城,我們就搬過至少五次家。1995年,我們一家住進了跑馬山山腰處的一套僅三十多平的倉庫房。也是在那一年康定發(fā)生特大洪水,道路和橋梁損毀相當嚴重,車輛和行人根本無法通行,站在高處看著被洪水淹沒的康定城,讀小學的我只為這場災難換來的休課暗自竊喜,內心藏著每天吃泡面的興奮勁兒。

      那些年“洪水無情人有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橫幅掛滿大街小巷,我根本想象不到這場災難給康定的變化。坐在教室里都能聽見攪拌機的轟轟聲,之后,一座座新樓拔地而起,康定城有了新的模樣。

      二十多年后,隨著城市發(fā)展,康定修起了新城,就在離毛紡廠不遠的地方。以前從城里到毛紡廠要走很遠的路,期間最多有幾戶農家,現在,從老城到新城,再到毛紡廠舊址,一路上都是新建的樓房和配套完善的小區(qū)。

       迎接新居

      搬進新家之前我們借住在四姨單位上面積僅十平米的周轉房內,小屋位于中橋附近,因為住頂樓,我?guī)缀跏且娮C著對面農行職工宿舍的從無到有。房子完工的那段時間,能從一樓看到七樓逐漸增添的人氣,我每天趴在窗前,擔心的卻是我們家再不搬進去那些房子就要被別人住了,父母的不易和無奈,甚至是自責都隱藏在內心,不懂事的我根本無法體會。直到商品房逐漸替代單位集資房,要住上新房才不再受學歷、工作年限、職務等約束。從最初的水井電梯公寓到三江蔚城再到阿爾卑斯風情小鎮(zhèn),這些頗具特色又有情調的樓盤名,吸引的不僅僅是康定人,更多地還有那些追隨“避暑勝地”“洗肺仙境”的外地人。

      晚飯后廣場上的鍋莊舞,從一個小小的圓圈跳得越來越大,仔細看,他們中有外地游客、有外國游客、有本地藏人,還有很多在康定生活的外地漢人,他們和著同一個旋律,踏出的每一個節(jié)拍都在表達對幸福生活的滿足。

      1999年6月6日,我們終于搬進了屬于自己的家,父親在選房前并沒有過多考慮,因為住了太久的小房子,能選到大的就是他的初衷,所以我們住進了當時最大的戶型,可是房子由于采光較差,住在七樓的我們,白天也需要開燈照明。盡管如此,但并不影響我們對于這套來之不易的房屋的喜愛。那個時候通訊和交通都不太發(fā)達,二郎山隧道也還沒貫通,家具家電這些必需品還得從遙遠的成都拉回,父親是和另外兩家人一起商量著去成都買的家具家電,三家人的新東西是用一輛大卡車拉回到康定的。那天我和母親守在樓下,我盼著我的“小天地”,母親或許找尋的是久久遺失的歸屬感。

     通往外面的路

      小學時代但凡去過成都的同學都會自帶優(yōu)越感,因為九十年代的康定連手機和私家車都還未普及,蝸居在康定的我們更是很少有機會去見識大城市的風光。好在父親在我上小學的時候也經常出差去成都,每當他從成都回來的時候,我都特別開心,因為在那個他隨身攜帶的旅行箱內一定裝著帶給我的禮物,有的時候是衣服鞋子、有的時候是零食玩具,在我每次打開行李箱的時候總會帶來不一樣的驚喜。這些禮物勾勒出我對成都的無限憧憬和想象,直到十歲那年我第一次隨父母到成都度暑假,激動的我徹夜失眠,兩天一夜的路程并沒有讓我覺得有任何疲倦,偶爾的堵車也會覺得特別新鮮,甚至炎熱的天氣也阻擋不了我的好奇心。顛簸中到達成都,第一次見識了平原上這片省會城市充滿的各種誘惑,我嬉戲于游樂場,駐足于肯德基,由于高原氣候條件的限制,甚至連短袖、短褲都是第一次穿。

      1999年12月,二郎山隧道全線貫通,去往成都的路程縮短了一半,不需停留,一天便可到達,在往返于康定和成都十八年間,我從兒童長成青年。2017年,雅康高速瀘定段建成通車,從兩天一夜到八小時再到四小時,從汽車到飛機,今后還有鐵路,不得不感嘆變化之大。

      我眼中的農村

      雖然康定算不上大城市,但作為在康定城里面長大的孩子,確實對農村的概念有些模糊,以至于大概十年前,我才弄清康定的各鄉(xiāng)各鎮(zhèn)。印象中最農村的農村也就是“幸福橋”,雖然“幸福橋”現在離老城的距離還沒我住的新城遠,但那里依舊保存了農村的耕作。二十一歲那年我才真正去到農村,那是距康定城五十多公里的三合鄉(xiāng),一個對我來說既陌生又落后的地方。

      初到三合,的確顛覆了我對農村生活的憧憬幻想。我住的那個瓦房可以追溯到抗戰(zhàn)時期,墻上掛著鋪滿灰塵的“十大元帥”圖,里面擺著完全可以進博物館的藤編椅和老式辦公桌,我躺在床上,聽著房屋夾層老鼠發(fā)出的覓食聲響,再看看穿著藏青色魚通服飾的阿婆、阿爺們,講著我完全聽不懂的魚通話,不禁問自己“我是誰?我在哪?”

      好在正值青春,有一腔奮斗熱情,才逐漸適應基層生活。在鄉(xiāng)里工作的幾年,我體會到了不一樣的情感和溫暖,就像我的房間常常放著剛做好的饅頭或者面塊,我知道這些都是不善言辭的老百姓時常見我顧不上吃飯放在那兒的。

      在1.16萬平方公里的康定,我用十年的時間在每一處留下腳印,無論是蜿蜒崎嶇的吉居路還是滾石散落的孔玉道,十年之間,僅從老百姓臉上堆積的微笑就能看出農村的發(fā)展變化,雖然命運的安排讓我錯過了體會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生活,但是,很多時候看到在山間林道追逐嬉戲的孩童,看見笑容滿面的村民,我都能感受他們的幸福滿足。

      改革開放四十年間,作為土生土長的康定人,足以見證太多變化,這些變化是難忘的也是美好的,即使身處再繁華的都市,也勾不走那顆眷戀家鄉(xiāng)的心。我會在買不到豌豆涼粉的早晨想念她,會在熱得只能呆在空調房的時候想念她,會在看到“川v”的車牌時想念她,會在聽到藏民族獨有的旋律時想念她,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和家鄉(xiāng)有一絲的關聯,總會勾起我無盡的思念,就像對待愛人的深情那般根深蒂固,或許這就是鄉(xiāng)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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