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4月10日
■朱美祿
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似乎和罵風馬牛不相及;文章又是情志的表達,而人稟七情,喜怒哀樂誠于中必形于外,似乎罵又可以理解。
作者性格不同,類型各別。謙謙君子,克己復(fù)禮,文章多溫柔敦厚;狂放之士,不拘于禮法,文章難免嬉笑怒罵。西哲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對于文章可罵與否,中國文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黃庭堅本是著名詩人,對詩歌有獨到的認識,他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中說:“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奔偃缫蛟姼琛坝樦r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則“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痹邳S庭堅看來,詩歌本質(zhì)上是人之情性的表現(xiàn),但詩歌的傳達不能過于直露,所以“怒鄰罵坐”“訕謗侵陵”并不符合詩歌宗旨。黃庭堅身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卻對蘇軾嬉笑怒罵的文風頗不以為然。他在《答洪駒父書》中說:“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焙轳x父是黃庭堅的外甥,黃庭堅有感于蘇軾“烏臺詩案”因文獲罪,所以諄諄告誡他不要步蘇軾后塵,以免蹈其覆轍。
袁枚對文章之罵態(tài)度很復(fù)雜。一方面,他認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只是個傳說。《隨園詩話》中說:“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辭害意。若認以為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痹谠犊磥?,嬉笑怒罵隨意寫出來的并非好文章,好文章都是認真改出來的,“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另一方面,據(jù)《小倉山房尺牘》記載,袁枚在和王夢樓討論“今之后生,喜謗前輩”時,曾以“山膏如豚,厥性好罵”相類比,認為罵不罵“直是人禽之辨”。山膏是神話傳說中的一種怪獸,狀如豬,好罵人?!渡胶=?jīng)·中山經(jīng)》記載道:“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赤若丹火,善詈?!痹谠犊磥?,文章含譏帶罵,作者簡直與禽獸無異。
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辯》中批評宋代末流詩人“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耙粤R詈為詩”的創(chuàng)作模式有悖于詩道,所以嚴羽認為“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可謂不幸也”。其實,這不僅是詩歌的不幸,也是詩人的不幸,因為詩人在道德上已經(jīng)自污了。元好問也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在他看來,詩歌寫得好需要有學問,而俳諧怒罵則不宜入詩。
魯迅的雜文汪洋恣肆,嬉笑怒罵,但是魯迅認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戰(zhàn)斗的作者應(yīng)該注重于論爭,并確?!白约翰o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zhàn)斗的作者的本領(lǐng)”。魯迅告誡作者須存一份道德上的崇高感,而辱罵則屬于丑陋卑劣的行徑;魯迅要求文章具有感染力,而罵詈成文則使得文章的感染力蕩然無存。
同樣是針對蘇軾發(fā)評論,葉燮與黃庭堅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在《原詩》中指出:“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出?!痹谌~燮看來,只要表達得恰當,罵一罵也無妨。劉熙載在《藝概》中指出,“文家不以訾甗為棄取”,似乎文人吊詭莫測,其詆毀和贊譽的話根本不可信,有時候詆毀的對象恰就是師法的對象。劉熙載舉了幾個例子,“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fù)作孟郊語’”。劉熙載貌似騎墻派,其實他的主張可以構(gòu)成對葉燮的聲援。
旗幟鮮明地認為詩可以罵的,當數(shù)鄭板橋。他曾說“隔靴搔癢贊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鄭板橋認為詩歌只要寫得入木三分,剛健有力,表現(xiàn)準確,富有感染性,就是“罵”也比隔靴抓癢的“贊”好。需要指出的是,鄭板橋石破天驚、異于常流的觀點,充分證明了他的文學主張具有包容性。
趙冀在《甌北詩話》中說,罵詈習俗的形成與“江湖詩派”大有關(guān)系;魯迅也指出“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但是中國古代向來注重詩歌表達的節(jié)制,主張“主文而譎諫”,要求“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再說,文藝作品作為一種美的存在形式,對罵詈規(guī)避也是有必要的。因為這樣既免得作者染上不道德的污點,也捍衛(wèi)了作品的純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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