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央伯姆（1913—1988）女，藏族，1913年10月25日出生于青海省玉樹隆慶土司家，1938年與第十二代德格土司、第十四世法王澤汪鄧登成婚，當年生一子，取名烏金夏。

1942年1月，澤汪鄧登病逝。3月，涅巴政府召集土司屬大、小頭人，5大土司家廟活佛召開最高會議，決定德格土司的繼承人。會議過程中，鑒于土司之子不足5歲，不能襲職理政，以降央伯姆、俄馬相子為首的“德格土司派”與以夏克刀登為首的“夏派”圍繞土司合法繼承人問題開展了激烈的權力爭斗，德格派先后提名由降央伯姆或八幫司徒活佛攝政，遭到夏派否決；夏派提出由昂翁降白仁青的兒子噶絨翁堆（在藏軍中任本職）與降央伯姆成婚并襲任土司，亦遭到德格派的強烈反對。最后，因國民黨縣黨部、縣政府的介入，兩大派勉強達成協(xié)議，由降央伯姆任攝政土司，待烏金夏成人后再歸政于子。

降央伯姆任攝政土司后，德、夏兩大派矛盾日趨尖銳。面臨夏克刀登不斷擴充實力，拉攏寺廟和頭人勢力，咄咄逼人的分庭抗禮勢態(tài)，降央伯姆耗費了大量精力，利用國民黨縣政府的力量與夏派抗衡。解放前夕，在5縣政教勢力方面，德格派明顯處于劣勢。為徹底擊敗夏派力量，保持并鞏固德格土司的統(tǒng)治地位，降央伯姆決意與夏派以武力方式一決雌雄，相繼在江達、德格調集1500名土兵，在娘家隆慶土司處借兵500，分兩路進攻玉隆。1950年5月，正值兩大派武裝械斗打響的前夕，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抵甘孜并向德格進發(fā)，降央伯姆聞訊后中止了武裝行動，遣散了土兵，使一場大規(guī)模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1950年，降央伯姆思想包袱較重，對黨的民族政策的不理解，心存疑惑，對夏克刀登受重用更是抵觸。后來，經(jīng)十八軍代表方剛、夏仲遠等和中共康定地委德格工作組多次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在王其梅等首長的幫助和啟發(fā)下，降央伯姆逐漸理解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明白了團結愛國的道理，表示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支持人民解放軍進藏，積極組織群眾，征派牛、馬，在支前工作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并于1951年赴昌都擔任昌都地區(qū)解放委員會副主任職務。

1952年9月，降央伯姆作為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參觀團副團長，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并在各地參觀訪問。在途經(jīng)重慶時，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賀龍司令員和王維舟等領導同志接見了降央伯姆，對其思想和工作上的進步表示贊許和獎勵。在北京期間，毛澤東主席接見了降央伯姆，高興地接受了降央伯姆敬獻的哈達和錦旗，親切地詢問了降央伯姆的思想、工作情況，作了許多重要指示并回贈降央伯姆一件紫紅錦緞藏袍。在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李維漢部長接見降央伯姆時，李維漢與降央伯姆作了時間較長的重要談話。李維漢針對其思想顧慮，耐心開導、幫助，明確指出“共產黨是光明磊落和主張促進團結的，決不會做拉一家，打一家的那種不公平的事情，同時也是為了幫助和支持藏族人民發(fā)展政治、經(jīng)濟、文化、徹底解除人民的痛苦”。通過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深切教誨，降央伯姆開拓了政治視野，堅定了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看到祖國各地欣欣向榮的景象，決定堅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導，不辜負中央領導同志的希望，為促進祖國的統(tǒng)一，促進民族團結，促進藏族地區(q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降央伯姆從北京返回德格后，在開展支前工作方面與縣工委、縣政府積極配合，保證柯洛洞至崗拖支前運輸線的暢通，與夏克刀登簽訂并嚴格遵守《愛國團結公約》。她在加強德格等地的團結，維護治安，增進穩(wěn)定，發(fā)展生產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1955年底，黨中央決定在甘孜州進行民主改革，因改革涉及到舊統(tǒng)治階層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切身利益，降央伯姆思想上又產生疑惑，出現(xiàn)了一些模糊認識的行為，通過黨的教育啟發(fā)，對黨的民改方針和政策的進一步的學習，認識有很大的提高。1956年底，降央伯姆在參加全國第一屆第二次人代會期間，受到周總理接見。總理親切的談話，澄清了降央伯姆模糊的認識，深刻地理解了“民主改革是為了改變藏族地區(qū)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是為了使廣大藏族人民徹底翻身，真正享有平等的地位與權利”的重要意義，回德格后，降央伯姆協(xié)助黨和政府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降央伯姆歷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委員、昌都解放委員會副主任、康定地區(qū)民族協(xié)商會副主任、西南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委員、全國民主婦聯(lián)執(zhí)委、西康省政協(xié)副主席、西康省婦聯(lián)副主任、甘孜州人大副主任、副州長和四川省政協(xié)一、四、五、六屆副主席、歷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

州委黨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