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旭林

藏族是一個最接近神山、圣湖、火焰、天空和眾神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個始終歌唱神并向神朝圣的民族，在此可以說，它就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詩意的民族。在日常生存狀態(tài)下，那種獨特的生存狀態(tài)與思維活動以及審美構思與表達方式，無疑是詩性智慧的表現(xiàn)和詩意的流露。因此，藏族是一個詩的民族，神山、圣湖、火焰、天空和眾神，是藏族生存?zhèn)€體主要的生命元素，相應地，舞蹈、音樂、詩歌、朝圣也始終伴隨著藏民族，構成日常生活中占主體地位的詩性活動。此活動具有三個重要特征，即三個關鍵詞：民間、神、隱喻。

隱喻性構成藏族詩性活動的第三個特征。它形成自民間并指向了神，或者說隱喻性成為溝通民間性和神性的橋梁，與另外二者相互依存和影響。對于具有原始意義走向的藏族文化來講，隱喻是實現(xiàn)藏族個體同民間文化和神靈世界直接對話的工具和方式，它深潛為藏民族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并持久、穩(wěn)固地作用于生存現(xiàn)實。在藏族人身上，隱喻隱伏著現(xiàn)實與夢幻、凡庸與神圣、苦難與救贖的情感糾葛和沖突。唯有隱喻、不斷的隱喻，才能化解藏族人普遍潛藏著的此類焦灼和不安，才能讓他們感受到生存的意義。在文學方面，隱喻直接表現(xiàn)為一種固有的審美屬性。當代藏族詩人用隱喻去構思和表述他們的心靈自在、靈魂隱痛和精神游歷，在雪山、湖泊、廟宇、宮殿和燎燎桑煙之中最終完成與民族文化的深層對接。世界上恐怕沒有其它一個民族能像藏族那樣經(jīng)受著隱喻的深層次影響。

自1951年以來，當代詩壇涌現(xiàn)出許多用漢語創(chuàng)作詩歌的藏族詩人，主要散布在西藏、青海、甘肅和四川各地，包括解放前出生的第一代詩人丹真貢布、伊丹才讓、饒階巴桑和格桑多杰等人，以及解放后出生的第二代詩人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列美平措、完瑪央金、白瑪娜珍、扎西才讓等。第一代老詩人一般精通本民族語言，并且還精熟漢語言及文字表達，到了第二代，詩人們一般只能依靠漢語進行創(chuàng)作了。整體上兩代詩人呈現(xiàn)出淡化母語意識的傾向，這是他們受到漢語言文化的強勢沖擊和影響的結果。但是藏族文化傳統(tǒng)并未因此斷流，原因是當代藏族漢語詩人在詩歌中表現(xiàn)出日益強烈的民族文化本體意識，具體表現(xiàn)在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抒寫、對種族文化中心的回歸、對民族精神信仰的體認等方面，第一代詩人中伊丹才讓可為代表，第二代詩人中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可為代表。他們是在骨子里流淌著藏民族文化血漿的民族個體，共同文化傳統(tǒng)和心理素質(zhì)必然促使他們的作品表現(xiàn)出較為一致的審美屬性。他們在作品表現(xiàn)出的共同審美屬性是“隱喻”。

隱喻是詩性智慧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它的意義和意象之間的關聯(lián)不是由意義本身確定，而是由接受者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決定，因而意義關聯(lián)呈現(xiàn)出不確定和不明晰的特征。從認知角度看，隱喻語言是指大于所指，具有暗示潛能，能激發(fā)主體進行直觀體驗和想象，從而排斥邏輯推理和理性判斷。在兩代詩人不同風格的作品中隱喻均有大量表現(xiàn)，既是一種藝術構思，又是一種表達方式。第一代詩人的作品主要歌頌中國共產(chǎn)黨和新中國、表達農(nóng)奴翻身的喜悅、謳歌民族團結和民族歷史文化，在風格上多是現(xiàn)實主義或者浪漫主義，隱喻隨之大量出沒。

隱喻自然包括了象征。隱喻和象征緊密相連，都具有個共同特征：“間接表達”和“意義不可窮盡”。不同的是，隱喻體現(xiàn)出思維的原始走向和意義的原始構成，它是一種基本形式，象征是隱喻發(fā)展過程的自然延伸，是隨著隱喻的復雜化、多層次化而出現(xiàn)的隱喻的定型化，“把某些隱喻固定化為具有張力感的象征是一個完整過程中的必然階段”。從心理認知角度看，象征是個人經(jīng)驗與“集體無意識”共同參與隱喻活動而達成默契的結果，它包含的“種族記憶”成分首先是存在于隱喻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