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康巴藏族長篇小說的整體性考察（下）

◎胡沛萍 于宏

（上接5月23日第七版）

二

康巴藏族長篇小說在藝術上都有一定的傳奇性。這里提及的傳奇性，主要包含以下內涵。一是人物生活經歷的曲折。經歷曲折，不僅僅是指人物人生道路的坎坷艱難，更指人物有過九死一生或者是起死回生的驚險經歷，這其中還包括與人物經歷有關的故事情節(jié)的驚險刺激。二是人物活動和故事發(fā)生的空間別具一格，富有奇幻色彩。從以上兩個方面來看，康巴藏族長篇小說大都散發(fā)著充滿藝術魅力的傳奇性，從而使得作品獲得了曲折生動、驚險刺激、引人入勝的藝術感染力?？蛋筒刈彘L篇小說大多具備了上述兩個方面的藝術要素。當然，不同的作品中，兩個不同的要素占據的輕重位置會有差別，其中發(fā)揮的藝術功能也各不相同。在一些作品中，有些藝術要素可能顯得若有若無，但這些并不妨礙和影響小說的傳奇性特征。下面結合具體的作品做些適當的分析、論述。

首先是人物活動空間的設置。說到這一要素，對于具有傳奇色彩的小說來說，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古往今來由藝術作品演繹的傳奇故事，其發(fā)生的空間或場域都很有特色。比如：大漠戈壁、密林高山、天涯海角、雪地草原，或者是具有異域色彩的陌生之地等。這些空間或場域，往往是傳奇故事誕生和演繹的必要條件。且不說國外文學在這方面的典型文本，就中國文學而言，可以列舉例子就比比皆是。綜觀文學藝術發(fā)展的大致情形，可以說，藝術世界里傳奇故事與傳奇人物的演繹和塑造，很大程度上與藝術空間的設置與選擇有直接的關系。藝術空間雖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但卻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蛋筒刈彘L篇小說在這方面也可算作是較為典型的模式化藝術制作。當然，康巴藏族長篇小說在這方面與那些武俠小說，以及為了追求作品奇幻色彩而刻意設置奇特的空間環(huán)境的通俗作品有著很大的區(qū)別。其區(qū)別主要是，康巴藏族小說并沒有刻意去設置奇特的空間環(huán)境，沒有刻意選擇人物活動的場所，也沒有刻意編造故事發(fā)生的場域。康巴藏族小說中所有的空間環(huán)境，人物活動的場域，故事發(fā)生的場所，都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這些實實在在存在著的空間環(huán)境和場所，進入藝術世界之后，會“魔術般”地產生奇異的藝術效果。

就筆者所閱讀過的小說來看，許多作品所選擇的空間環(huán)境不外乎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康定城里的鍋莊；二是漫長險峻的茶馬古道；三是廣袤無垠的草原；四是山河相間、溝壑縱橫的險峻之地?？刀ǔ抢锏腻伹f，是康巴地區(qū)最具有地方特色一種貿易交易場所。它集客棧、倉庫、交易、做工于一身，是一個來自四面八方的各色人等云集交流，各種故事發(fā)生、各種傳聞散播流傳的空間。在康定城這樣一個本身就是南來北往的商客、逃難者、軍人、牧人、外國人匯集的地方，鍋莊的存在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種“神秘意味”。就像許多驚險、懸疑、偵破小說和影視作品中的路邊客棧、山野驛站、人跡罕至的破廟、老店等在作品中留給人們的印象那樣，鍋莊也會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那些驚險、懸疑、刺激的故事情節(jié)和審美感受。當然，在康巴藏族長篇小說中，鍋莊在制造小說的神秘氣氛和傳奇意味上，遠遠沒有那些刻意追求驚險、刺激、懸疑效果的藝術作品那么濃厚。原因主要在于，康巴藏族作家在主觀上并沒有追求這種藝術效果的意圖。但我的閱讀感受是，鍋莊的存在在客觀上的確能夠給作品增加神秘色彩。比如，在《風馬》這部作品中，盡管鍋莊里并沒有發(fā)生驚險刺激的故事，但它卻是一個產生傳聞的地方。在鍋莊里，人們談論著各種各樣的傳聞，講述著看似不著邊際的故事，各色人物都懷著好奇的心理打探著、編造著各種傳聞和故事。社會上發(fā)生的事情，經過鍋莊里人們的討論，很快就會豐富起來，且被不可避免地渲染上神奇色彩。而那些閑聊各種傳聞和故事的人們，自身的經歷也帶有種種神奇的意味。如此一來，即使作者主觀上并不追求神秘、傳奇的藝術性效果，但這些情節(jié)的設置自身卻顯現出神秘、傳奇的藝術意味。此種藝術效果，在《康巴》 《康定情人》等涉及到鍋莊的小說中也同樣存在。

與康定城里的鍋莊相比，險峻蜿蜒的茶馬古道這一空間更能為作品增添驚險傳奇的意味。以云南邊地為起點的漫長的茶馬古道，途徑康巴地區(qū)?？蛋偷貐^(qū)的茶馬古道自然也因其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而充滿了神奇色彩?？梢哉f，這條被視為川藏民族走廊的貿易通道，即使不做任何藝術上的加工和渲染，其自身就帶有強烈的傳奇意味。馬幫為了生活而演繹的種種故事，本身就是一個個傳奇。在涉及到茶馬古道的相關描述中，即使是敘述上平實淡然的《康定情人》，有些故事情節(jié)也帶有傳奇色彩。比如來自甘孜的商人扎西多吉因為貪戀女色，與鍋莊主意西曲珍的女兒格桑麥朵暗生戀情。扎西多吉仗著自己雄厚的財力和俊朗的面孔引誘格桑麥朵，并與格桑麥朵發(fā)生茍且之事。格桑麥朵的丈夫尼瑪知道兩人的奸情后很是生氣，但又無力做出回擊，為此而深感郁悶傷感。曾經馳騁草原的土匪彭措朗杰看到尼瑪情緒低落，精神狀態(tài)萎靡不振，再三詢問緣由。尼瑪無奈之下告知其實情。彭措朗杰為了替尼瑪“報仇雪恨”，在蜿蜒險峻茶馬古道上設下埋伏，逮住扎西多吉，并割去了他的兩只耳朵。上演了一場荒野峽谷活捉情敵的驚險戰(zhàn)斗。

人物形象的傳奇性經歷，是康巴藏族長篇小說具有傳奇色彩的第二個藝術要點。就筆者所閱讀過的近十部藏族長篇小說來看，絕大多數小說在對人物經歷的設置上都非常在意人物命運軌跡的曲折起伏。用一波三折來形容這些小說中人物的人生經歷和命運起伏，似乎非常恰當。當然，為了表現人物人生經歷和命運起伏的一波三折，作家在人物的社會身份或出生上多有特意的選擇。即，這些人物大多是逃亡者、仇殺者、流浪者，抑或是以搶劫偷盜為生的土匪。可以說，作品人物的這種出身或社會身份，天然地就讓他們的人生經歷帶有了傳奇色彩。這其中已經產生較大影響的幾部小說，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達真的《康定》 《命定》，尹向東的《風馬》，澤仁達娃的《雪山的話語》，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等。這幾部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帶有非常強烈的傳奇色彩。

關于康巴書寫中人物塑造上表現出來的傳奇性，當然不僅僅只體現在上述幾部作品中的幾個人物身上。這種審美取向在康巴藏族長篇小說中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上述列舉的幾個例子所涉及的題材是歷史方面的，在人物塑造上大概更容易達取得傳奇性效果，這自然更有利于此種審美取向的達成。其實，即使是反映當下生活的作品，作家似乎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這樣的審美選擇。比如亮炯朗薩的《尋找康巴漢子》在塑造主人公吾杰時，也帶有鮮明的傳奇色彩。在作者筆下，吾杰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人物，尤其是在克服困難，實現崇高理想這方面，他幾乎無可指摘，是一個高度理想化的人物。這容易讓人想起藏族民間文學中的格薩爾王。事實上，作者大致也是依照普通老百姓對格薩爾王的認識標準來塑造吾杰的。像吾杰這樣的人物，即使是來自當下的現實生活，他依然是一個充滿了傳奇意味的藝術形象。由此可見，康巴藏族長篇小說在追求傳奇性方面，的確是有著自己的藝術個性的。或者說，這是它們的一個顯著的地域化的藝術個性。當然，這種個性不僅僅只體現在人物塑造方面。

三

康巴地區(qū)的藏族長篇小說對康巴的書寫，還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審美取向，那就是對英雄主義的崇敬和頌揚，這使得康巴書寫往往具有一種英雄情結。由于這種英雄主義和英雄情結都體現在男性身上，或者說都是通過男性人物表現出來的，所以還可以把這種情結和英雄主義稱作“男子漢情結”。在康定藏族長篇小說中，關于康巴的書寫，對這方面的表現是非常鮮明的。而幾乎所有的小說在涉及到這方面的書寫時，都表現出了對“男子漢精神”的肯定與頌揚。這使得康巴藏族長篇小說都呈現出一種昂揚剛毅的陽剛氣質?？蛋蜁鴮懼袑δ凶訚h形象的塑造，最顯著的特征是對他們剛烈、勇猛、無畏無懼的性格特征的多方描寫和著意頌揚。而沒有這些特征的男人，則是被眾人鄙視的對象，其自身也會自覺低人一等。像《康巴》 《命定》 《雪山的話語》 《尋找康巴漢子》這幾部小說對男性主人公的塑造，完全就是按照“民間英雄人物”的模式來完成的，里面的男性主人公都是典型的勇猛剛烈的“康巴漢子”。即使是《康定情人》 《風馬》 《康巴方式》等這類并不著意表現康巴男人英雄行為和氣魄的作品，在描寫作品中占主要角色的康巴男人時，也會把他們塑造成具有勇猛之氣、剛烈之性，令人敬佩的男子漢。比如《康定情人》中的彭措朗杰，就是一位并不占據主要角色，但卻是一個令人敬佩的“男子漢形象”，是一個被視為草原英雄般的人物。彭措朗杰是一個土匪頭子，以搶劫掠奪為生，常常騷擾草原牧民，使牧民生活不得安寧。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在小說中卻是一個看上去有點叱咤風云氣勢的英雄人物。不但追隨他的那些手下人和他身邊的多個女人為他的“英雄氣概”和“英雄行為”歡呼雀躍，并甘愿為他做出任何犧牲，包括不惜喪失自己的性命。即使是奉命去圍剿他的政府軍隊的帶兵軍官，也被他的“英勇氣概”所震懾和征服。曾經發(fā)誓消滅彭措朗杰的政府軍小官尼瑪，最終還與這個土匪頭子結成了生死弟兄。小說結尾處，這個曾經的土匪頭子還為尼瑪報仇雪恨，殘忍地割去了尼瑪情敵的耳朵，情敵因為無法忍受這種奇恥大辱而自殺身亡。小說中的彭措朗杰是一個極為邊緣的小角色，作品用來描述他的筆墨也非常少，但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描繪，卻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作者筆下，作為土匪頭子的彭措朗杰，是一個率性無畏、敢作敢為、勇猛剛烈，能夠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男子漢。除此之外，彭措朗杰還是一位大孝子，對母親言聽計從。從小說對這一人物的相關描述中可以看出，對于這類人物，作者是把他們當做正面形象來看待的。即便是他們搶劫掠奪、騷擾百姓，但他們依然是人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他們身上表現出的是康巴男人應有的精神氣概。這種精神氣概是康巴人為之自豪的精神氣質和性格特征。具有此種精神氣概和性格特征的人物，無論他是從事何種“職業(yè)”的人，都會得到人們的尊重和敬仰?！讹L馬》中的仁澤民，也是這樣一位受人們尊重的康巴漢子。與《康定情人》相似，《風馬》的主要題旨并不在于表現康巴男人的英雄氣概，但當關涉到這方面的內容時，作者卻以贊賞的口吻來講述人物的“英雄事跡”，以頌揚的口吻描述這一人物的男子漢氣概。比如，仁澤民在大山密林中與黑熊搏斗，最后戰(zhàn)勝黑熊，為此而威名遠揚，成了當地的英雄人物。不但廣大民眾崇拜他頌揚他，當地政府也邀他為座上客，盛情款待。仁澤民孤身斗熊的英勇事跡，有點像《水滸傳》中武松打虎的故事，而其受到的追捧和頌揚，也與武松受到的待遇大致相似，都被視為英雄人物。除此之外，仁澤民后來受到誣陷，被關入大牢。面對嚴刑拷打，他無所畏懼，沒有被殘酷的刑罰所嚇到，表現出了士可殺而不可辱的鐵漢精神。雖然小說對此著墨不多，但敘述者對這一人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男子漢氣概卻持有鮮明的贊賞態(tài)度。至于《尋找康巴漢子》，雖然描寫的是當下社會現實，主人公是活動于當下生活中的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的現實人物，而主人公吾杰身上也已經沒有了民間英雄的那種粗莽之氣，但在精神氣質上，依然與康巴民間文化中所推崇的民間英雄有著血脈聯系。這些性格特征與其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民間英雄人物所表現出的性格特征其實是相同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各自生活的環(huán)境所有變化而已。

康巴藏族長篇小說為什么會表現這種英雄情結和英雄主義思想觀念呢？就目前文獻資料提供的啟示看，緣由主要集中在這一地域的民間文化方面。具體來說，康巴地區(qū)廣泛流傳的關于格薩爾王的種種傳說和故事，是最為重要的精神文化資源。

康巴人之勇敢、康巴人的精明、康巴人個性之張揚、康巴人天性的善良，強烈地反映了康巴文化的精髓——格薩爾人文精神。正是格薩爾人文精神，使得康巴在濃厚宗教氛圍中能張揚人性、奮發(fā)進取。

因此，所謂康巴的文化精神，實際上就是《格薩爾》英雄史詩所表現的對人間英雄的贊美和對人性的頌揚與肯定，這也正是康巴文化精神之實質。

歷史文化學界的這種認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康巴書寫中會出現“英雄情結”或“男子漢情結”這一重要的審美取向。事實上，在康巴藏族長篇小說中，對于這種審美取向出現的文化根源的提示性描寫并不少見。在筆者所讀過的相關長篇小說中，幾乎都有大致相似的描寫，只是詳略相異，具體場景不同而已。這里不妨仍然以《康定情人》這部并非著力表現“英雄情結”的作品中的一個片段來做些分析說明。尼瑪是小說的主人公之一。他從小就文弱單薄，為人誠實內斂，對生活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夠平安愉快地過安定日子。成年后，尼瑪與鍋莊主意西曲珍的女兒格桑麥多相戀相愛，組建了家庭。雖然意西曲珍和格桑麥多母女倆都比較中意尼瑪，但對尼瑪的也心懷不滿，因為尼瑪無法給鍋莊生意帶來好處。甘孜商人扎西多吉的出現，打破了鍋莊的平靜。扎西多吉身材高大魁梧，面容俊朗，生性風流。來到鍋莊后，他對尼瑪的妻子格桑麥多產生了好感，于是依仗自己財大氣粗，能夠照顧到鍋莊生意而想法設法親近格桑麥多母女倆，常常與格桑麥多打情罵俏。這讓尼瑪難以接受，內心非常惱火，但又無可奈何。更讓他難過的是，格桑麥多母女倆居然也對他冷眼相對，卻對扎西多吉很是熱情。尼瑪感受到了被人冷落鄙夷的屈辱。尤其是曾經青梅竹馬、相親相愛的格桑麥多的態(tài)度的改變，更是讓他深感憋屈窩火。但憑他的能力和身板，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合適辦法。正當此時，草原上傳來土匪擾民的訊息，尼瑪隨軍去剿匪。廣闊無垠的草原讓尼瑪壓抑的精神為之一振作，他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于此同時，他聯想到了草原上到處流傳的關于格薩爾王的傳奇故事。更為奇異的是，站在藍天白云映照下的廣闊草原上，尼瑪把自己想象成了格薩爾王。他想象自己能夠像格薩爾王那樣既瀟灑英俊，又無所不能。他想象自己像格薩爾王那樣統(tǒng)帥著手下，像英武雄壯的王一樣馳騁于草原。他還想象格桑麥多像王妃一樣與自己相親相愛、自由無拘、幸?？鞓返厣钤诓菰?。之后尼瑪見到了土匪頭子彭措朗杰，盡管他非常痛恨彭措朗杰橫行霸道、搶劫擾民的惡劣行徑，但看到彭措朗杰受到隨從前呼后擁、山呼海嘯般的歡呼擁戴，以及眾多女人心甘情愿為之獻身的場景后，他卻在內心深處對彭措朗杰產生了好感，認為他的確有點草原英雄的威武之氣。尼瑪來到草原后頭腦里產生奇異的幻想，目睹彭措朗杰后產生羨慕之意，自然與他在現實生活中受到的種種屈辱有關；但他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象成武威雄壯、無所不能的格薩爾王，渴望成為草原上的英雄，一個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是，他從小就聽祖輩們講述關于英雄格薩爾王的種種傳說。正因為此，在想到英雄的時候，格薩爾王高大光輝的形象，就會像設計好的程序一樣，自動地進入他的思想意識中，根本不需做任何選擇。尼瑪這樣一個并不具備英雄潛質的人物所表現出的精神意識，能夠非常有力地說明康巴地區(qū)民間文學中格薩爾王的英雄傳說，對康巴人精神意識的影響是多么得深刻。

四

正如本文開篇時所說的那樣，對康巴藏族長篇小說所表現出的文化審美取向，以及由這種文化審美取向所影響、決定的精神氣象的論述、闡發(fā)，只是論者從宏闊角度對康巴藏族作家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的一種整體性考察和認識。從這種整體性考察與認識中，大致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到康巴藏族作家審美思維和文化意向上的一些共同取向；基本能夠體味到康巴藏族文學，至少是長篇小說，所蘊含的某些相同的文化內涵和審美品質；能夠深刻地體察到康巴藏族文學作為地域文學所具有的一些整體性的獨特、顯著的審美風貌。當然，整體性的考察在發(fā)現、發(fā)掘那些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審美特征時，也會遮蔽一些個性化的東西，雖然這種遮蔽并不是刻意的。它僅僅只是一種特定的研究視角導致的結果。就本文提及的多部長篇小說而言，它們的某些思想內涵和具體藝術表現形式，其實是有著明顯的差異的。比如對“英雄情結”或“男子漢情結”的具體表現，各部小說無論是在故事情節(jié)的詳略、題材類型的選擇、時代背景的設置等這類較為一般的藝術要素方面，還是“英雄情結”的具體指向這類較為關鍵的內容方面，都存在著一些區(qū)別。至于其他方面，存在的差異則更為顯著。關于這一點，還需要在做更為細致深入的研究時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