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美祿

    年輕女子的詩歌被稱為“女郎詩”，理固宜然；假如一個男人的詩歌被稱為“女郎詩”，則難逃皮里陽秋微詞的嫌疑。

　　男性作家的詩歌被稱為“女郎詩”，多是就詩歌風格而言的。中國古代對于文學風格早有體認，如曹丕認為“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劉勰認為“氣有剛?cè)帷保恕扒樾运p，陶染所凝”。明代張綖認為宋代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鼻宕ω菊J為文章風格有“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的區(qū)別。所謂“女郎詩”，大致類似于婉約和陰柔風格的詩歌。

　　一般說來，先有文學作品，然后才有對文學作品風格的歸納。宋代文人秦觀性格柔弱，詩詞風格婉約感傷，呈現(xiàn)了一個獨特的審美世界。但是這一審美風格不被金人元好問看好，他曾說：“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痹脝栆郧赜^《春日》一詩中的兩句與韓愈詩歌進行對比，把秦觀的詩歌概括為“女郎詩”。需要指出的是，元好問的價值取向淵源有自，他在《擬栩先生王中立傳》一文中說：“余嘗從先生學，問學詩究竟當如何。先生舉秦觀《春雨（日）》詩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嗽姺遣还?，若以退之‘芭蕉葉大梔子肥’之句較之，則《春雨（日）》為婦人語矣。破卻工夫， 何至做婦人？”王中立稱秦觀詩作“婦人語”，他的學生元好問則稱之為“女郎詩”。

　　無論在元好問之前還是之后，一個男人的詩歌一旦和“女郎詩”沾邊，都具有明顯的貶抑色彩。如梁代鐘嶸認為張華“兒女情多，風云氣少?！蹦纤伟教諏O也認為“秦少游如時女游春，終傷婉弱?！泵鞔憰r雍在《詩鏡總論》中論張籍、王建的詩歌時也說：“款情熟語，其兒女子之所為乎？”綜觀這些言論，不難體會到評論者的不滿之情。

　　正因為如此，歷史上不乏規(guī)避“女郎詩”的努力。趙與時在《退賓錄》中說：“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晏幾道（字叔原）努力為父親晏殊辨白，就是怕其父被人誤讀為“作婦人語”。相反，當作家的詩詞被認為脫離了女郎脂粉氣時，作家總會樂于接受。南宋俞文豹《吹劍錄》中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zhí)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guān)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瘱|坡為之絕倒?！笨梢娀磉_如蘇軾者，也樂意他人對自己豪放風格的認同和稱贊。

　　對元好問“女郎詩”之說最早進行反駁的，當數(shù)明人瞿佑。他說：“遺山固為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于一律。如老杜云：‘香霧云鬢濕，清輝玉臂寒?！泔w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他以杜甫也有風格清麗的作品來證明秦觀“女郎詩”存在的合理性。承瞿佑流風余韻，清代反對元好問“女郎詩”之說者大有人在。袁枚認為元好問譏評秦少游大謬不然，“芍藥、薔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并論。詩題各有境界，各有宜稱?！毖ρ┱f：“先生休訕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亦堪師。”王敬之說：“異代雌黃借退之，偏拈芍藥女郎詩。詩心花樣殊今古，前有香奩知不知？”于源《鐙窗瑣話》引朱夢之的詩說：“淮海風流句亦仙，遺山創(chuàng)論我嫌偏。銅琶鐵綽關(guān)西漢，不及紅牙唱酒邊?！?/span>

　　秦觀的詩詞，確實具有婉約、柔媚的風致，但這不是否定其詩詞的理由。藝術(shù)園地應該百花齊放，而不能獨一枝獨秀；文學風格本應該多樣化，而不能獨沽一味。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文藝的繁榮。其實，只要作品寫得好，縱使為“女郎詩”，也無傷大雅。